[[56]] 蒋澧泉:中华法系立法之演进，载《中华法学杂志》1935年第6卷第7号。
《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第16条规定了编写编制说明、相关附件及其具体内容，第18条规定了征集意见的处理。1954年以前，针对所有的食品安全标准建议都要求举行公开听证。
《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管理办法》（2017年公布、2020年修订）第7条规定：技术委员会由委员组成，委员应当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可以来自生产者、经营者、使用者、消费者、公共利益方等相关方。（二）有效参与据报道，我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2009年底修改了原来的电动自行车标准，超出这一标准的即视为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标准本身并不包含违反标准的法律后果（法律责任）。但是，在《行政诉讼法》修订之后，规范性文件已被纳入行政诉讼法的审查范围，只不过仅仅适用于附带性审查，即行政相对人只有在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受具体行政行为侵害时，可以附带对作为行政行为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提出审查的要求。制定机关发现专家与标准有利害关系时，也可要求其回避。
其实，其技术法规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强制性标准。经查，只有一家饮用水企业参与制定（起草）该标准，即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审议报告中援引了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指出今后设立专门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和精神，从我国法院组织体系的整体性、结构性、合理性出发，科学论证，统筹考虑，审慎研究。
其次，由于实践中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决定居多，因此常委会在立法权上面临的限制，同样适用于介入司法制度的决定。将司法制度规定为法律保留事项，是为了保证人民掌握司法权。换言之，内部组织是否属于作为法律保留事项的组织之范畴，关键要看其对于审判权行使的影响是否从内部迈入了外部。假使地方立法和司法解释能够介入司法制度，势必也需要某种形式的法律授权，此时也会面临同样的约束条件。
进入专题： 司法制度 法律保留 司法解释 。该条提出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环境资源案件管辖制度，虽然对司法权运行造成了影响，但用意之一恰恰在于排除可能的地方干扰，可以获得肯定性评价。
其次，即便是传统上奉行法律保留的议会内阁制，也并不当然认为所有的组织性事项都应当保留给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于1989年和1999年制定了《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和《〈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补充规定》。第135条第3款规定：人民检察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近年来陆续出台的《社区矫正法》《法律援助法》等，即为这一方向上的成果。
如果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拥有足够的立法能力去实现《立法法》第11条所设定的理想，那么本文在完成第一部分的讨论之后就可以结束，无需进一步分析法律之外的其他规范介入司法制度的可能性。综上分析，虽然《立法法》第11条的第2项和第10项看起来分属不同范畴，但是其中涉及司法的要素，都蕴含了保证人民掌握司法权的共同内涵。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释义书（以下简称为释义书），第12条中的司法制度，相当于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诉讼制度。其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55年和1981年作出的两份决议，将这一立法权性质的法律解释权，部分地授权给两高。
不难看出八二宪法的起草者是刻意在此处强调，国务院有关司法方面的职权仅限于行政权性质的司法行政，而不涉及司法制度。凡此种种，是否符合只能制定法律的规范要求，显然有深入分析的必要，这构成了本文的问题意识。
然而上述理由似乎并没有完整地揭示诉讼制度成为法律保留事项的深层原理。再次，对于不同国家机关的组织性法律保留，存在差异化理由。
涉及司法制度的两院组织法和三部诉讼法，均属于基本法律的范畴，而且从内容上来看已经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但司法人事和审判管理等工作，与审判权行使具有密切关联，且长期以来缺乏足够精细的法律规定支撑，应当列入法院职权的范围。综合以上来看，经济特区法规相较于普通的地方性法规，享有更大的介入司法制度的可能空间。非讼程序虽然只涉及单方当事人的请求，但此种请求同样旨在解决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问题。再次，仍然是进入实践中加以分析。其中共通的管辖制度有级别管辖、地域管辖、移送与指定管辖，2014年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还新增了跨行政区域的集中管辖制度。
在审判庭方面，刑事、民事等常规审判庭属于所有层级法院的初始必备机构，问题主要在于各类新型审判庭。而前文提及的自主性组织领域，不再成为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反而是需要细致论证的例外情形。
司法解释不应逾越审判权和检察权的范畴，介入其他国家权力的领域。该条还提出设立跨行政区划环境资源审判机构，如果这一机构指的是法院内部的环境资源审判庭，由于只涉及内部组织，且可以找到相应的法律授权，同样没有问题。
对于这一论断，学界存在商榷之声：有观点认为其混同了司法权的法理内涵与政法语境。从权利规范说到权利限制规范说，再到一般的权利规范说，着眼点始终在于某一事项是否与公民权利义务相关。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印发《关于增设北京互联网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法〔2018〕216号），据此设立了两地的互联网法院，并在方案中就管辖区域、管辖范围、上诉方式、审理方式等明显属于司法制度的事项作出规定。晚近以来，中央编制委员会对编制规模进行严控，而新设专门法院又必然涉及编制问题，因此实践中的操作方式是利用某些现有法院的编制，实现借壳上市。1954、1975和1978年三部宪法中的表述均为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现行宪法中的表述则如前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这显然不是一个可长久持续的过程。
这实际上就是充分利用了经济特区法规的特殊立法空间。这种支持完全可以通过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为相应改革提供更完备的规范基础。
作为讨论的前提，首先应当注意到现行宪法有关法院性质和地位的表述与先前三部宪法存在细微的区别。但是仔细比较可知，这两种管辖制度并不相同。
在行使职权方面，两机关和政府之间并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禁止向国务院授权，是因为司法制度涉及基本权利和自由，且国务院和司法机关之间没有直接关联。
当然不同规范的阶段性长短会有不同。陈明辉博士指出需要着重区分职权和职责：职权是职能+权力的复合概念，侧重点在于机关对于特定事务享有何种权力。因此有关司法制度的事项，不得授权给国务院。 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不仅将司法制度规定为法律保留事项，还禁止就司法制度向国务院进行授权立法。
三、其他规范介入司法制度的可能空间（一）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从广义上而言，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包括两种类型：第一，直接就特定问题作出具体规定的决定，典型者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就相关专门法院作出的决定。但是如果注意到人民法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是一项宪法原则，就会发现上述理由犯了以部门法解释宪法的方法论谬误。
如前所述，法院系统内的司法行政工作，仍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但是在字面上，法院和检察院的产生并未出现在上述四个宪法条文中，何以也被规定为法律保留事项？此外，《立法法》第11条第2项是针对国家机构，第10项则是针对特定制度，两者看似分属不同范畴，何以立法者要在第12条中以司法制度之名将其中的若干要素统合在一起？解答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探究宪法条文背后的实质性理由。
2023年《立法法》修改删去了这一限制条件，使得此类决定介入司法制度不再面临特殊障碍。但是仔细考察释义书中提供的立法原意，这一看法不太站得住脚：一方面，立法者认为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有利于中央对改革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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